二是内容层面的灵活性。

3、激励制度的局限性以上的分析说明，组织实行与个人工作绩效无关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，会激励组织的成员们偷懒，导致组织的低效率。为了保证法治的实现，由立法机关通过的、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必须具有如下属性：(1) 法律必须是一般的和抽象的。

中国唐朝皇帝李世民则对批评自己简直就是隋炀帝、桀、纣那样的昏乱之君的张元素进行了褒奖 [7]。4、领导能力的要素：诚信做人诺思和温格斯特指出，在一个上下级还没有建立起信任的组织（国家）中，统治者可以通过建立一个负责任行为的先例，表明自己将会遵守有利于整个社会成员的规则[8]。美国戴纳（Dana）公司总裁麦克费森一直在其公司提倡员工跟老板顶嘴和提蠢问题[5]302。那么如何纠正这个问题呢？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，团队中的卸责问题可以通过设立监督者或监管专业工作者来解决，在企业中，最终的监督者则是企业的老板[2]67-69。改变这种现象的关键就在于，上级需要抑制自身的贪婪，践行为组织成员们谋福利的承诺，以形成组织的持久合作。

由此可见，组织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、垄断和外部性，会导致管理者监督的低效率。在现代民主宪政国家，政府的决策在正式出台前，都会向全社会公布，并在民意代表机关进行公开讨论。然而，中国并没有由此走上宪政之路，至少还没有实现宪政。

例如：对于某些道理的信念，正义感，容人的雅量，自尊心，责任心，顾全大局的善意，守信义的习惯，等等亦是宪政所由建立，及其所由运行之必要条件。正如《联合国宪章》的中译者、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最后一任院长、国际知名的法学家杨兆龙先生（1904-1979）在1944年在《中华法学杂志》上发表的《宪政之道》一文中所指出的：宪法既容易为一般人所忽视。宪之所以由立，盖有其不得不立者也。[21] 然而，当时人们觉得太慢了，连立宪派都等不及。

（杨兆龙：《宪政之道》，原载1944年5月《中华法学杂志》第3卷第5期，详见杨兆龙著：《杨兆龙法学文选》，郝铁川、陆锦碧编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45、55页）。抗衡的反对党派没有产生也不能产生，因为它们在人们心中是乱党叛国的坏分子。

然而，秦王朝开始的中国社会是废分封、立郡县（春秋战国时期即开始转型），封王建侯不再成为主流，这一时期社会的基本特点是郡县君主制，实行的是君主集权、专制独裁。一切事亦是有待于力量来决定的，宪政之出现于泰西国家，乃因其社会内部各方力量发生变化。[25] 龚祥瑞：《论宪法的权威性》，载刘军宁、王焱、贺卫方编：《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》，生活?读书?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，第190页。[6] 参见朱宗震著：《真假共和（上）——1912?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39页。

[8] 有学者甚至将从秦朝开始到满清覆灭这两千多年，称作中国的中世纪。真没有想到，过了三十多年至今天，中国的宪政还是在预备中呢。[17]即使在今天，民主似乎依然是敏感的字眼，而虽然我们的国号叫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其中的共和是什么意思呢？目前在人们心中最主要的观念并不是民主共和、共信共守等理性的宪法理念，而是崇尚以暴力消灭对手的激进的革命。而且，正因为这个权力分立与抗衡的背景，才为近代多元化的民主政治与地方自治奠下了基础。

所争求者，一是个人种种自由权，二是预闻公事的公民权（或参政权）。当中国社会不同的政治力量、特别是政党登上政治舞台后，由于缺少以合法斗争形式共存合作，以妥协的精神解决纠纷，而崇尚以暴力消灭对方，这使得中国在外患之中又增内忧，有半个世纪处于战乱之中。

二是因为抗衡之势即相互抗衡的多元政治力量之形成不是一日之功，且往往不被当时的掌权当局所容忍，而共信共守宪法之理即宪政理念的培养就显得更为可行。[23] 张朋园著：《立宪派与辛亥革命》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，第187页。

梁漱溟先生说：国家的事情（政治），正存在于许多大小力量之间。[20] 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实行君主立宪所必需的条件，冷静地考察20世纪初中国的基本国情，实事求是地分析清廷1908年颁布的《九年预备立宪筹备事宜清单》的内容和实施情况，就会清楚地看到，清廷的9年预备立宪期不是太长，而是太短了。[9] 参见黎鸣：《中国人性分析报告》，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244页。我国的封建社会只存在于先秦时期特别是夏商周时代。[25]同时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共信共守宪法之理（即尊重宪法、信仰宪法、遵守宪法、维护宪法的理念和习惯）的培养同样不是一日之功，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，对此我们要有心理准备，不能急于求成，要作长远打算。单凭临时约法几条文，建立不起自属当然。

这种精神，实在是宪政的灵魂。可是一旦领袖出了问题，国家和社会就出了大问题。

宪法生命素[26] 的培养，虽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，然而决非不能成为事实。革命党人声势虽然浩大，但军队的战斗力却比较薄弱。

我们很希望拥护宪政运动的人今后能从根本处着眼……多做一点准备工作，先奠定宪政精神基础。正如前面所述的，这主要是因为辛亥革命既没有产生抗衡之势，也没有养成共信共守宪法之理，甚至反而产生了因人设宪、动不动就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不好先例和坏习惯。

[5] 孙中山虽然在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但他两手空空，中央政府成立时还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给了他区区1000块银元，独立的各省各自为政，孙中山自己手中也没有可供指挥的军队，其命令往往出不了南京城。所以，孙中山不得不同意与袁世凯谈判，希望他来结束清王朝。立宪派是一群笃信君主立宪救国论的结合，……他们要求早日召开国会，实现君民共治的理想。不幸他们再三受到挫折，心理为之大变，转而同情革命，辛亥武昌起义之后，他们的行动举足轻重。

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，使人们公认，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。它容易煽动阶级仇恨，造成以暴对暴的社会动乱，引起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。

质言之，正为彼此都有力量而不可抹杀之故。他指出：实施宪政的中心工作不是‘制宪，而是‘宪法生命素的培养。

西洋这种制度所由产生，全在其向前争求不肯让步之精神。辛亥革命只生民主共和之名，未生民主共和之心，并没有产生共信共守之理。

皇帝不可再现，但神王却出世了。尊重宪法的风气便比较难以树立，而宪法的原则便常会失效或变质。宪政并不建筑在宪法上面。既经要约而生了解，随后亦就只有循守遵行下去。

其实，辛亥革命反的是专制，而不是封建。但同时对共信共守宪法之理的培养及宪政的实现要有信心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在共信共守宪政理念的培养中，政府及政党首先必须养成共信共守宪法的理念和习惯，这既是共信共守宪政理念的培养重点，也是宪政实现的关键。坏事怕开头，打了第一次内战，以后就有第二次了。

在孙中山和国民党方面，也不例外。摘要: 宪政的实现需要抗衡之势和共信共守之理。